调查 | 这个“老牌”贫困村为何“扶不起来”
——— 大化县扶贫办原主任覃正荣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董振国、李坤晟、夏军
去年夏天，第六个孩子出生后，韦爱连终于有了不能继续要孩子的念头。这位30岁母亲的理由很直接——家里仅有的两张老木板床勉强挤下夫妇俩和六个孩子，再没有空余之处。
韦爱连的家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一个叫盘兔的山村，离首府南宁车程不到200公里，却是广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。
过去，基础设施被认为是盘兔村这样的贫困地区最大“短板”。但经过多年扶贫，“如今有的屯通了路，依然不见起色。”当地一位贫困村村干如是说。
政府的支持不可谓不大，扶贫干部的工作不可谓不认真，然而，许多“老牌”贫困村的贫困户，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困境。
“出去打工，我吃不惯大米”
沿着斑驳简陋的木梯，踏进传统的瑶寨木屋，宽阔的大屋，四角各放着几张挂着蚊帐的木床，宿舍兵营一样的格局，韦爱连的家就在这里。
屋子里，正在地上玩耍的六七个孩子，有一两个光着下身。包着白头巾的老妇人踱到了一边，点了一根旱烟，看着大儿媳妇应付外来者的问题。
韦爱连的丈夫有一个兄弟。两兄弟分了家，母亲跟着弟弟过活。外人很难看出兄弟两家的分界。记者原本以为是房中的一道木梁分开了两家。村支书韦俨恩连忙纠正，房梁那一侧的几张床属于两个堂兄弟。
一栋木屋里，没有遮挡的几张床，住下了4家人。韦爱连丈夫兄弟俩这一侧，只有四张木床和一个镶了穿衣镜的衣柜。过时的老衣柜是韦爱连结婚时的嫁妆。
韦俨恩说，盘兔村596户人家，贫困户有254户。别看韦爱连家一贫如洗，这在村里的贫困户中还属于中等水平。
在不种玉米的季节，做饭和看孩子是韦爱连一天的全部内容。分家后，1.5亩玉米地，一年种得七八百斤玉米，根本不能满足一家八口。每年韦爱连都要向外出的打工的亲戚家举债过活。“孩子不生病，一年借四五千就可以了。”韦爱连习惯了举债度日。
丈夫最远去过一次北海，帮人砍甘蔗，纯粹的体力活。这是夫妻俩加起来，唯一一次外出务工。
“如果有机会出去务工，你愿意去吗?”
“我走不了。我走了就没人看孩子了。”瘦削的韦爱连坐在小木椅上，怀里的小六不耐烦地扭扭身子，她就撩起上衣喂几口奶水。
“把孩子交给婆婆，你们赚了钱，给婆婆生活费，不更好吗?”
“弟弟不高兴。”
“那你在家看孩子，你爱人出去务工?”
“我身体不好，有时也需要他看孩子。他腰不好，人家也不要。”
……
“我们这里的人没有技术，文化不高。出去也很难找到很好的工作。去一些不太正规的企业做苦力，很多权益又得不到保障。一来二去，就没有了出去务工的动力。”村支书韦俨恩在一旁帮韦爱连解了围。
“借口!”大化县扶贫办原主任覃正荣在当地做了十多年的扶贫工作，他见过太多像韦爱连这样的贫困户，“找各种各样的理由，过一天算一天。”
“我们上门入户，有时还是上午，他们就已喝得酩酊大醉。这边的人很习惯这样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对幸福感认知的问题。我们也很头疼。”覃正荣说。
在交谈中，韦爱连一直认为，她脱贫的最大希冀，在孩子：等孩子大了，赚钱养我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
如果不是家中居住条件实在有限，韦爱连肯定会生第七个、第八个……娘家老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只给自己生了一个弟弟。但今年前段时间弟弟因病去世，父亲已经没有生活下去的动力。
但大女儿才12岁的韦爱连没有想过，如果出去打工的孩子们没有拿钱回来，自己的好日子从何谈起?
至少同村的韦汉芬和韦建展没有这样的好运气。
高中毕业的韦汉芬差不多是盘兔村最有文化的中年人。早年有打工经历的他计算了一下，4个在外打工孩子，每个月给他上缴1万元并不困难。但现实是“不知道他们把钱花到哪里去了。”
51岁的韦建展，大儿子去了广东打工。大女儿也嫁到了外地。不过，大儿子总告诉他，自己赚的钱刚刚够花，还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父亲。
不过，韦建展在外人面前更喜欢说的，是骄傲自己生了四个儿子，比父亲多，比爷爷多，比爷爷父亲也多。
雅龙乡党委书记唐艳正在努力地寻找企业，为村里50岁以上的闲置劳动力搭建务工平台。她觉得像韦建展这样身体健康的中年人至少可以做做物流配送。
韦建展想了想说：“吃惯了玉米。外面的大米，我吃不惯。”
听他这么说，唐艳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韦建展在外人面前更喜欢说的，是骄傲自己生了四个儿子，比父亲多，比爷爷多，比爷爷父亲也多。
脱贫的路往哪里去 唐艳履职不到一年，此前她在毗邻雅龙的六也乡工作。在六也乡，唐艳在老百姓中推广山葡萄种植特别成功，不少贫困户找到了出路。在雅龙乡，唐艳想复制这套办法。
盘兔村第一书记韦建云介绍，大化县当地以喀斯特地貌的石山为主，土地十分贫瘠，选择种植可以在石头缝中存活的山葡萄，一大好处是不占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耕地。
但雅龙乡的情况并不乐观。至少在记者调研的盘兔村。韦建云说，年初，他带领村民去旁边的镇西村学习先进经验。去看的人很多，回来动手操作的却一个没有。
“过去种核桃，乡里有核桃管理员，你去说，他答应种、种、种。但回来就没下文了。”韦俨恩说。
比较和六也乡的区别，唐艳分析说，六也更靠近县城，信息更加流通；民族成分更多元，相互融合，老百姓的思路活络不少。
据韦俨恩介绍，在政策的扶持下，2008年，盘兔村开始种植山核桃，目前共种植1000多亩。从2016年开始，盘兔村开始引进山葡萄，目前种植了400多亩。
韦爱连家没有种植山葡萄。村里提倡用荒山种，韦爱连说，山上太远，她和丈夫身体不好，没有精力去种。
韦建展的理由是种植山葡萄容易，但管护太麻烦。如果不小心，被别人家的羊吃了，那是得不偿失。
“搞种植没那么简单的，没有技术根本发展不起来。”最有文化的韦汉芬也对种山葡萄不以为然。
现在让唐艳头疼的是村民积极性不高，盘兔村的山葡萄种植成不了规模，意义就不大了。“贫困户本身分散，一个屯有几户，就算全种山葡萄也很难成片。没有规模，那只是产品，不是产业。盘兔村的地理条件本来就不占优势，如果做不成产业，企业也不愿意到山里来采购。”唐艳说。
比起种核桃、种葡萄，村民们更感兴趣的是养殖业。覃正荣解释道：“种植业要好几年才能看到效果，如果有了天灾，或是市场变化，就是一场空。但养殖业是快钱，能很快变现。与种山葡萄相比，村民更喜欢政府提供牛羊鸡等家畜家禽。”
但村民发展养殖业首先面临禽舍不足的困境。
像韦爱连、韦汉芬全家数口人挤在整个大木屋一角，连人都挤不下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养殖牛羊。独门独户的韦建展也表示，如果政府帮他把房子修一修，他愿意多养几只羊。
“政策是贫困户每户建房补贴18000元。但肯定需要他们自己筹一部分。”覃正荣说。但在盘兔村保守的村民对贷款向来是敬谢不敏。
从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考虑，发展养殖业的另一个风险是当地老百姓没有可持续再生产的意识，起不到脱贫的效果。
覃正荣曾为当地一为贫困户提供了鸽苗。村民把鸽子养大后，卖掉，立马花了个精光。“正常的逻辑是他能够用这次赚的钱，再去买鸽苗，进行下一次投资。但当地人这种意识很薄弱。这绝非个例。”覃正荣说。
种植产业举步维艰，养殖业不具备基本条件，现在电商火热，唐艳开始思考是不是该把山里的米酒、腊肉、藕粉放到网上去。
但电商真能行得通吗?唐艳自己心里也没底，遑论盘兔村的村民。在村里，几乎很少有人见过世面，更不提回来带头发展家乡产业的能人。
对未来，韦俨恩也颇为迷茫：“我一辈子都在这里，也没见过外面是怎样。要我号召大家做事可以，政府有什么指示，我就怎么做。”
韦爱连的婆婆在家门口。
扪心自问，唐艳知道在穷乡僻壤的盘兔村发展产业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如果有可能，她恨不得把村民们全部搬迁到镇上，让外面的世界冲击村民们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识。
这位80后乡党委书记相信，搬迁才能把世世代代的穷根连根拔起。“像刚才那一户，生8个小孩，觉得没什么不好。但在镇西街(靠近县城的镇上)，没有谁生8个孩子。只有搬走，看见外面的人怎么生活，他们才会改变。或许第一代生活得不太好，但下一代一定会比现在好。”唐艳说。
但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。首先，搬迁都是无土安置，要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村民告别土地，那需要莫大的勇气；其次是居住的问题，山里人孩子多，虽然自身居住条件不佳，但如果是政府主导搬迁，村民们对居住空间的要求，往往也比较高。
于是，问题又回到了如何在地理位置并没有优势的盘兔村发展产业。
覃正荣开出的药方是，大人可以不搬，先让山里的孩子都到县城读初中。
覃正荣认为，贫困村大多世世代代穷居自然条件恶劣的深山，当前应以改变下一代“思想贫困”状态为重点，让他们在县城接受教育、开阔眼界，一旦他们年轻时接触外界文明后，便不愿再回深山。
“别的不说，最简单的就是卫生间。在城市用惯了干干净净的厕所，自然不会再习惯猪圈。对家乡的落后也有更深刻的认识。现在我们建厕所，他们也不一定会用。”
“这一代人思维都定型，很难转变。但下一代教育得到提高后，其他问题也就都解决了。扶贫，你给房子冰箱电视机都不难。但你给他们一台电视，坏了也就坏了。他们仍然买不起新电视。”覃正荣说。